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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黄河水从青藏高原发端，以它那汹涌澎湃的气势，浩浩荡荡的雄姿，穿过高山，越过大漠，蹚过草原，以奔流不息的精神，滚滚不断地注入大海。不仅以父亲般的刚毅，为黄河两岸人民撑起一片天，也以母亲的无私情怀，养育着黄河两岸人民，扩展着华夏大地。镶嵌在齐鲁大地上的黄河三角洲，就是黄河水孕育出的一片广袤无垠的绿洲。

  2001年3月，我的军旅步伐迈向了共和国这块最年轻的土地。在这片物产丰富的土地上，我的军旅历史在延伸。

  这是个美丽富饶、地域辽阔而又神奇的地方。它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油井林立，除诞生了我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外，还驻扎着一支历史悠远长久、以服务保障为主要任务的军事基地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“军马场”。

  军马场成立于1963年12月，曾是全军两大军马场之一，担负着我军长江以北部队的军马装备。随着我军骡马装备时代的结束，军马场的重心逐渐开始转移。1992年12月，经批准，在“军马场”的基础上，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正式成立。下辖三个团以及造纸厂、酒厂、制药厂等企业，形成了以种植、养殖、食品加工等多元化产业体系，拥有华东地区最大的以刺槐为主的平原人工林区。主要任务是为军区创造经济效益，弥补军费不足，支援部队建设。

  从1994年4月，任政治处主任算起，在副团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八个年头。这在我军旅生涯中，从来就没过，在同行中也不多见。

  1981年提干后，我在排职位置上两年，副连岗位上两年，正连职位置上仅八个月，在副营职位置上最长，也不满三年。以上任职加在一起，也抵不上副团岗位上的漫漫长夜。

  在公布命令的那个晚上，我思绪万千：坎坷的人生，百味杂陈；漫长的经历，苦辣酸甜。个中滋味，只有自己能品得出！

  我经常想，这犹如打了一个抗日战争时间的骥伏盐车的命运，其症结究竟在哪儿？当时，我苦苦思考，不得其解。随年纪的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特别是近几年部队许多丑恶现象的不断暴露，我心中的问号在逐渐拉直——

  一方面，没有首长点头说话。从野战部队调后勤后，我两眼一抹黑，哪个领导都是新面孔，一切要重打锣鼓另开张。我虽然十分敬业，也做出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，但随时代的变迁、人们观念的转变，特别是人们受“一切向钱看”思想的侵蚀，仅仅靠工作业绩建立起来的关系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说说笑笑还可以，真要牵扯到你的“乾坤大业”，有人主动站出来为你“仗义执言”，说句公道话，恐怕还欠把火候。

  从1999年开始，九分部党委、政治机关每年都组织后备干部，采取理论考试、述职等形式考核，每次考核我都排在前面。可每次研究干部调整使用时，我都挂在了空挡上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缺少沟通感情的本事。从副连到副团的每一个岗位调整，我从不知道送礼为何物，有些职务的调整，命令公布时我才知道。

  1986年1月，我由正连调副营时，一天，伍守华科长告诉我：“梁干事，你可能要下去。”我问：“去哪？”他说：“去一营任副教导员兼三连指导员啊。”我说：“我任正连才八个月，再说‘百万大裁军’后部队也没有副教导员（精简整编后师以下部队全部取消政工副职）这个编制，怎会是呢？”不几天，部首长便跟我谈了话。

  在我脑海中，从来就没靠给领导送礼进步这根弦，也不具备这个素质。在我成长进步的每一个关口，我几乎处在第一方队。只有挑剔到哪个岗位任职，没有调不调职的困扰。

  可后来，尤其是我调正团的那几年，正是送礼成风，不送礼不办事，送小礼办小事，送大礼办大事的年代，金钱成为进步的敲门砖，上下级关系的纽带。又加上后勤系统，掌管物资、经费，来钱方便，“办事”出手阔绰大方，简直超乎我的想象。我的从政之路，一直是在“清汤寡水”的政工岗位上拼搏，别说不懂得进步靠送礼，就是懂得这一“人情世故”，钱从何来？总不能贷款去打点吧？说句实在话，当时我还真没这个胆量和魄力！

  物欲横流，难显英雄本色。既不会送礼，又无送礼本钱，得不到领导赏识和重用，便在情理之中。

  因此，在首长那里，让你转业吧，认为这个人还有点才气，于心不忍；使用吧，又觉得感情还没到那个份上，若给你说话，会让人认为你们相互间有扯不清的关系，道不明的利益。由此，能够准确的看出那时部队，上下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后来部队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，动辄几千万、上亿，不正是那一时期，浮在水下丑恶现象的集中暴露吗？

  正是这些原因作祟，让我的晋升一拖再拖，三番五次地被挡在了进步大门之外。一晃，八年的光阴付诸东流，占了我军旅生涯的四分之一还多。我也由年轻干部熬成了“老干部”，满头的黑发也开始变疏、变白。

  不管怎么说，农家贫寒子弟能走上团政委岗位，被授予上校军衔，值得骄傲！值得自豪！值得荣耀！在人生的路上，我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靠做人立身，靠事业吃饭，这既是一个员的基础要求，也是我一直以来做人的底线年春节前的一天，基地邹积兴政委跟我说：“老梁啊，经基地常委会研究，让你到三团履行政委职责，并任团党委书记。”

  各位可能看糊涂了，你命令不是已经下过一年了吗？怎么才到位？说来话长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  基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。既有生产团，也有工厂企业，还有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等；有军人、职员干部、职工等，其实就是一个“小政府”“小社会”，部队那种正规的条令意识、命令意识，到了这里几乎形同虚设，非常淡漠。在基地的一亩三分地上，只要能挣钱就是老大。

  报到后，我被基地常委任命为锆化厂书记。这一任命，既不符合军官任免条令，又无任何根据，只是基地的“土政策”。对此，我非常不理解，也很反感。

  这个单位四五十号人，生产锆石产品，效益很好。钢里只要加进千分之一的锆，硬度和强度就会惊人地提高；含锆的装甲钢、不锈钢和耐热钢等，是制造装甲车、坦克、大炮和防弹板等国防武器的重要材料。军事用途、工业用途等都很广，航天、核武器等高端武器装备不能离开它。同时，制造这种产品污染也很惊人，所以只好躲在这不被人看好的盐碱滩上“安营扎寨”。

  单位厂长叫刘桂松，江苏人，原在67集团军进行锆石生产。生产基地成立时，他和厂子整体搬迁至此。锆化厂尽管属基地，但因他掌握着一套制造、销售锆石产品的技术和渠道，他在厂里一手遮天，基地水泼不进，针插不进，每年只是给基地完成上缴利润。基地对此反映褒贬不一。

  报到后，我既对基地负责，又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，既充分的发挥厂长的作用，维护他的威信，又不由着他的性子来，因地、因时、因人而异做工作，抓落实。在厂里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总结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也丰富了我军旅人生的阅历。

  一次，我找到邹积兴政委说：“政委，我是名正言顺军区政治部研究、军区陈司令、张政委任命的团政委，应该到我的岗位上履职尽责，把我放在锆化厂，这算啥事？”

  邹政委原是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，长期做干部工作，看问题透。我们相识已有十年时间。当年，我在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时，他是我的直接首长，到济南油库任副政委又是他跟我谈的话。因此我向他反映情况，直来直去，不拐弯抹角。

  我给邹政委说心里话，他也不给我讲大道理。面对我的提问，邹政委推心置腹地说：“老梁，你来时间还短，还摸不透基地的情况，基地令位不一的现象很普遍。生产单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多挣钱，完成上缴利润，至于部队的编制命令条例，这么多东西在领导脑海里根本不挂号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这种现象是多年积累的结果，想改，恐怕一时也难。”

  为了让我理解现在为什么不能到位？他细细琢磨了一下说：“比如，你若到三团任政委，令位是一致，可现在已经在三团位置上负责政委工作的高工戴洪斌怎么安排？其实三团还好一点，只是政委令位不一，其他两个团全都令位不一。团长、政委不是高工就是职员干部。”他思考一下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一直在想办法改变这样的情况。这样，你在锆化厂先干着，等年底干部调整时，我尽量考虑你的问题。”

  三团驻地在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，是黄河北最靠近渤海的一个年轻乡镇。全团有军人、职员、职工、家属等五千余人，辖五个分场和养鱼场，经营着万余亩土地。

  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搭档杜立民团长时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心中一阵惊喜，感觉这是一个值得结交的好兄弟。

  从任营党委书记开始，事过十三年，历史又一次把我推到党委书记的位置。此书记和彼书记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如何把大家团结起来，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？再次摆在我的面前。

  我一直认为：人的一生有两个不能选择，一个是父母不能选择，再一个是领导不能选择。其实在我们的体制内，班子成员也是不能选择的。既然如此，唯一的办法是要发挥每个成员的特点，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，把大家团结起来。

  基地几个团相比，三团的班子成员比较整齐。五名常委各有优长，敬业精神强，思想品德正，群众威信高。李道光副团长年轻有为，处事灵活，能说会道，让他负责处理与油田关系。副团长姜庆光原是十三分场场长，有一套组织农业生产的办法措施，让他负责全团的农业生产。副团长孙承顺原是马场机关干部，在团的时间长，与驻地群众熟，让他抓团机关自身建设和机关生产创收。政工科长徐国好多年负责政治工作，业务熟，经验多，让他协助我抓全团的政治建设。杜团长负责全团的农业生产，完成上缴利润，我负责政治建设，保持团队的稳定大局。就这样，我们人尽其才，用其所长，既有分工，又有合作，形成了一个驾驭部队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。

  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告诉我，一个单位的党委能不能发挥核心领导作用？常委首长的自身形象是关键。常委思想品德好、事业心强、以身作则、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就能带出虎虎有生气的团队，形成优良的团队作风。

  到任后不久，我和常委一起学习研究怎么样抓好班子自身建设，起草制定了党委“八要八坚持”的自身建设措施，用以规范班子的行为。并把这一措施上报基地党委，下发全团基层单位，让全团官兵职工家属监督执行。

  这一做法，受到了基地党委的肯定，得到了基地杨奎元主任和邹积兴政委的高度评价。邹政委作出批示，要求政治部转发基地各单位，参照执行。

  4月中旬，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三团召开了我履职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。这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。全团上百名干部的眼睛齐刷刷地对准了我，心中暗自发问，新来的政委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“药”？

  为了这次会议，我准备了很久。我知道，抓生产团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有着明显的不同。生产团队的思想政治建设，更注重眼前性，实用性，效益性，以着力解决实际问题为主。同时，这又是我的第一次讲话，必须有高度，有深度，要言之有物，切中要害，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新气象。

  为此，从报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认真思考，反复琢磨，究竟从何入手？踢开政治工作的第一脚，劈出政治工作的“三板斧”。经过近两个月的明察暗访，我找到了这个突破口。

  面对大家的期盼和疑问，我首先点明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：“‘灯红酒绿’是当前干部队伍面临的主要矛盾，也是下一步全团思想政治建设的重点。这是今天我们会议要解决的问题。”话音一落，有的干部开始窃窃私语，认为：“政委不讲生产，不谈经济，不抓发展，怎么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？”感到不好理解。

  面对大家的不理解，我严肃地指出：“可能大家认为我提的问题突兀，认为我们现在风平浪静，不存在腐化现象。其实不然，我和大家的观点恰恰相反。思想政治建设是部队各项建设的纲，而政治建设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随着部队任务的发展、官兵、职工群众思想的变化，而发展变化的。我们面前随时随地面临腐化问题的侵蚀和渗透，而当下‘酒绿灯红’，就是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。”说到这里，为增强大家的现实危机感，我说：“远的不说，就说眼前。出了团部大门，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洗头房、洗脚房、按摩房，随处都是歌吧、迪吧、网吧，我们天天生活在‘三房三吧’的环境中，如果没有很强的防范意识、慎独意识，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发生，严重者还会出现刑事案件。这是摆在明面上的情况，那些暗藏在深处的问题，更是让人不敢去深思。大家细想一下，我们搞生产经营，天天和社会打交道，和油田搞应酬，时常出入‘酒绿灯红’场所，思想上若建不起‘防火墙’，该多危险。我们如果弱化思想政治建设，不强化防范意识，等问题发生，既损害团队，又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，甚至会破坏我们的家庭。后果有多可怕！我们的经济发展再好，钱挣得再多，人出了问题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  如何在‘酒绿灯红’的环境中，保持洁身自好，净土一方？我从思想认识、制度措施、监督检查、惩戒处罚等方面提出了意见思路。并要求政工科将这些意见建议，起草成文件下发全团遵照执行。

  这次会议在全团产生强烈反响。在一次和油田的交流中，他们对我说：“梁政委，听说你们最近开了一次很特别的政工会？”。我说：“就是一次普通的会议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“你就别谦虚了！现在谁不知道‘三房三吧’的口头禅？”这从一个侧面，反映了这次会议在全团官兵职员干部心中的位置。

  5月，基地下发文件，要求对分场以上班子做调整配备。在基地一次处级干部会议的间隙，油区办刘士敏书记对我说：“老梁啊，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！你可以趁机把全团干部的思想，统一到你的‘指挥棒’下。”

  “要想富，动干部”，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。意思是说，通过干部轮岗、提拔、调整等手段，从中变相让部属送礼行贿，谋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领导也可神不知鬼不觉地鼓了腰包。再一个是，通过干部调整，拉自己的“队伍”，搞自己的“小圈子”，扩大自己的“势力范围”。

  但我明白，这些手段和小伎俩，作为一个正直的领导干部是不可取的。若心怀不轨，一时得逞，也不会长久，终究会败露。

  在我的军旅人生中，有过多次到新单位任职的经历。每到一地，我都充分的发挥新单位的优势，和他们打成一片，不搞团团伙伙。代理指导员时，是这样，任教导员时，没“另起炉灶”。我想，这次更要坚持我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绝不能在干部调整中，坏了自己的名声，把单位搞得“四分五裂”。

  调整前，我征求杜团长的意见。杜团长非常开明大气地说：“调整、管理干部是你政委的职责，你根据你的想法尽管调整。我只是常委一员，等拿出方案，我们一同研究。”这次干部调整和重新任命，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坚持稳定的原则，既没搞大的轮转，也没搞相互交流，只是对个别能力弱的干部进行了调整，全团反响很好。

  基地政治部在评价这一轮的干部调整时，李清云主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我们生产单位的干部配备，要坚持品德好、懂生产、会管理、情况熟、威信高。特别要坚持稳定的原则，不能因为一己私利，把干部调来调去，等他们到一个新单位熟悉完情况，一季的生产也过去了。三团在这次调整中就做得比较好，全团25名科以上干部，只调整了四名，较好地保持了干部思想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。”

  10月的一天，杜团长跑到我办公室说：“刚才接到基地土管处领导的电话，要求我们抓紧时间集合部分青壮年职工待命。”我问：“他们要干什么？”杜团长说：“维护基地土地的边界线。陈处长说这是基地翟副主任的指示，必须落实好。”

  由于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水冲积而来，基地的行政地界并不清晰。因此，基地经常和地方老百姓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。每次遇到这一种情况，基地便组织各团职工前往，靠“武力”解决，有时会打得头破血流，严重时还闹出过人命案子。为此，省市县土地部门多次现场处理军地边界问题。省国土部门最终确定基地的边界线是，向北到海。

  其实，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。因为黄河水每年都冲积出上百亩土地，因此当地老百姓对这一说法，并不买账。每当农闲季节，他们便组织人员抢占土地。

  我认为，生产部队编制虽然绝大多数是职工，但他毕竟是部队序列。军民团结、军政一致，是我军的光荣传统。遇到军民纠纷就动武，显然与我军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。面对这样大的原则问题，我作为团政委，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。

  于是，我问杜团长：“过去团里遇到这种事情，都是怎么应对？”杜团长说：“这样的一种情况团里还是第一次遇到，以前多数是分场自己处理。凡牵扯到团，也是二团出面解决。前段时间基地和河口化工厂发生矛盾，二团组织了上百号人，把化工厂大门围得水泄不通，导致东营市政府出面，才化解了矛盾，在军地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。”

  听了杜团长的介绍，更坚定了我的主张，一定不可以轻易出动。二团团长是基地副主任兼团长，他不是现役军人，又是坐地户。他能为的，我们军人不能为，他能做的，我们军人不能做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当时刚好下午三点多。于是我跟杜团长说：“上级的指示，咱们不可以违抗，军民关系我们还需要维护。这是原则问题。”团长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咱们采取缓兵之计。现在已经三点多。让办公室向基地报告，我们正在集合人员，等四面八方的职工从十几公里远的分场集中齐了，天也黑了，还怎么出动？就是基地非要我们出动，到时再相机处置。”

  对这次行动，杜团长打心里也不情愿。我们一拍即合。不到五点，基地来通知说：明天军区联勤部首长要到基地视察，此次行动到此为止。

  任团政委的第一年，我摸着石头过河，边实践边总结，在求稳求新求变中发展，充分依靠发挥杜团长和班子成员的作用，团党委会议室又增加了一块“先进团”的牌匾。